但还存在第二种力量，即市场供求的力量，因为看空会对整个行业的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读者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才能知道两位作者在说什么，才能认识到他们所发现的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些经济现象是多么重要。伯南克如此称赞罗格夫的这本《纸币的诅咒》，自有他的道理。
2000年，这个数字大约是1.5万亿美元。无形投资和无形经济都是些新概念。既然不缺钱，银行的钱贷不出去，那也只有降低利率了。然而，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市场的波动性却一直很低，金融市场一直在持续地膨胀。可以想象，如果在社会上完全取消了纸币而采取央行的电子货币和银行的电子记账货币，那么政府完全有可能达至乔治·奥威尔在《1984》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极权的控制社会。
按2016年年底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计算，目前日本每个国民平均拥有现金7300美元。1、无纸币社会即将来临？ 自中国宋元时期开始，纸币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已经存在一千多年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
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四是市场、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
可惜的是，由于长期受三驾马车短期调控理论的误导，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
但毋庸讳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
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
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
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
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